文豪里有哪些口吃者，承受着世界与读者的误解？
“写完自己的经历，我就会去思考那些跟我同病相怜的口吃的人，韩非、毛姆、朱见深……我和他们慢慢构建着一种对话关系。”“这是从我人生经验里长出来的一本书。”作家王永胜在分享《口吃简史》这本新作的创作历程时如此说道。从8岁到40岁，他是一个口吃很严重的人，有多严重呢？他要把手放在口袋里打拍子，甚至要跺一下脚，像炮弹发射一样，才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。有时，他还要把一句话唱出来，才不会口吃。“我承受口吃的折磨。每一次写作，都是它的原点。从这个点出发，我就把我的故事写下来。”
在多年的写作里，他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：什么样的散文才算是好的散文？他的答案是真诚。他回忆自己是因为嘲笑其他小孩才得的口吃，这就像一个“诅咒”，他直言写下来是坦诚面对并剖析自己，也跟过去告别。“写完自己的经历，我就会去思考那些跟我同病相怜的口吃的人，韩非、毛姆、朱见深……我和他们慢慢构建着一种对话关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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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永胜/著
上海文艺出版社
《安南想象》的作者朱琺对王永胜的经历表达了共鸣，他提到，有时候我们紧张、迟疑时会遇到一些临时性口吃的状况，在那些时刻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才是完美的，结果就会造成更不完美的表达。王永胜回应说，这可能是人的本源状态。比如小说《乌克兰拖拉机简史》中主人公的爸爸在紧张时也会结结巴巴。他同时提到曼德尔施塔姆，“我在《口吃简史》里有两个发现。一是证明德摩斯梯尼没有口吃，二是从语言的风格和肢体动作，以及所受到的时代压力，我推断出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是口吃的。”他进一步说道，曼氏认为“不正常的，低语的声音，有时比正常的声音、更真实更生动，也更接近本质。”曼氏也是从这个角度去解读但丁的作品。朱琺表示这涉及一个我们的固有印象：似乎觉得作家必然能言善辩，但其实古今中外，有很多大作家说话都是结结巴巴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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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人曼德尔施塔姆
在两位作家看来，这又与我们的说和写是分野的有所关联。如韩非不能说就用文代替；又如有人当众讲话会很焦虑，因为表达需要临场发挥、随机应变，但回去写作时，台灯打开、手机打开，面对自己一人，思绪便会连贯起来。“一个概念反馈在语言表达中，可能会有两种不同情况：一种是在场的，可能被不完美地诉诸口耳的。另一种是反复被书写过的连贯完整的表达。”朱琺说，文字的产生甚至是为了异时异地的从容重现，克服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有限性，这是书写很有魅力的地方。
王永胜和朱琺，一位是温州人，一位是上海人，两人都是说着方言的作家。王永胜向朱琺提问：写小说时，在上海话和普通话之间有没有感觉到一种张力？朱琺认为作者，尤其是南方的作者关注到方言，是自然而然的。他指出：“最初，我们写作时有一种经验模式，应该去模仿北方人说话，因为北方语是一种通用语，但现在，我们会回到自身，回到个性，回到当地来。”他现在更担心的问题是：方言正在大量消失。“多年前我见过一个统计，说的是方言消失的状态，尤其以苏州的数据最为糟糕，好多苏州的小朋友已经不会讲苏州话。多好听的吴侬软语，想想还是蛮难过的。”两位作家提到自己的孩子现在也是能听懂温州话或上海话，但不太会说。不过，朱琺也提到金宇澄的《繁花》获得了大量的认同，“这种认同表现出的一种倾向，是大家开始更注重从这片土地上、肉身里、自古以来生长着的方言。”
这一点在汉代的文学家扬雄身上展现得很明显。他是一个严重的口吃患者，又从四川去到了当时的帝都长安，他本身就有语言焦虑，于是他调查各个地方的民风，编纂了一本中国语言学史上特别重要的书《方言》，他还不断模仿一些经典的文本，比如以屈原的《离骚》做一个范本，写了《反离骚》。对此，王永胜将话题引入有人认为杨雄这种模仿书写是不是原创性不够？在他看来，模仿也是最好的写作，“这种偏移的原创性很可贵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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